农村新能源: 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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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上珍贵的天然林不许再作为“薪炭林”用来煮饭烧水的时候;当煤价慢慢的升高,农民没办法承受的时候;当煤气罐因为更换不方便,让农民左右为难的时候,农村的“能源替代”该如何实现?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林鹏说:“福建等地近年在农村大力推广天然气、液化气,对天然林保护显然是有助益的。在农村发展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必须要用产业化的思路。有眼光的资本和企业,应当及早行动。”──
主持人语:农村是我国最广大的地区,那里有我们最广大的人民,那里是新中国成长、发展的前进基地,那里留存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
当我们加快现代化建设,越来越关注能源问题的时候,农村能源问题千万不可忽视。今天,我们的记者从农村广阔天地采写回一组稿件,把我们的目光带向了广大的农村,让我们共同关注农村能源,共同关注新农村建设!
北京平谷区近年来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利用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成果,挂甲峪村就是这里面之一。这个村位于大华镇东北部,被称为“平谷生态第一村”。
一进村,记者就看到了农民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平谷区农村能源服务中心助理王保才说:“现在村里洗澡、采暖都用上了这种太阳能热水器;村里前几年安的小型风车,风力达到3、4级就能发电。为了防治病虫害,我们每50亩地还安装了一盏太阳能杀虫灯,能杀死近40种害虫呢!”
据了解,“能源替代”是挂甲峪村“新农村建设五上山”中的“能源工程建上山”的着力点。随着太阳能利用方式的普及,村里又搞起了生物气化炉,将农作物秸秆、林木废弃物等作燃料进行气化来做饭、取暖。王保才说:“今年3月份,村里引进了三种生物气化炉型,让农户做试验,每种炉型都有优缺点。我们将优缺点集中起来,统一改进,群众认为哪种好,就用哪种。村民自己还发明了一种,取名为‘挂甲004’,与其他三种进行‘竞争’。”
农村发展新能源需要稳健的“技术靠山”。在一户村民家里,平谷农村能源服务试验推广中心的王春革向记者介绍“半气化炉”的优缺点。这种炉子约半米高,炉膛上面有一根管子通到上面的炊具上。他将一块木片扔进炉膛里,说到:“木片进去后就被气化了,产生的气体顺着这个管子上去,将上面的饭煮熟。这种炉子省料,木片进去后能充分燃烧,缺点是火力稍小,蒸鸡蛋20分钟才能熟,而且有些烟气缭绕的。”村头的王月葵用的是小型气化炉,这种气化炉封火时间长。她说:“它用柴比较省。上山砍得少了,山上绿化也就好了。燃料便利了,我们搞农家乐旅游时,给客人做饭什么的就方便了。”
挂甲峪村最大的特点是“能源多样化”,除了气化炉,还在试验推广轻烃气和沼气。2005年3月,该村投资65万元安装了轻烃气生产设备,村民范德文在厨房里给记者点上轻烃气火,蓝色的火苗一窜一窜的,很是耀眼。“我们家搞民俗旅游,以前主要用煤气烧饭,游客多了,一罐煤气75元,一个月就用完。而轻烃气就省钱多了。夏天时,我们用沼气。沼气、轻烃气、煤气可一块用,又省时又省心。我们村以前路上人畜粪便堆得满街都是,天气一热,臭得人都不敢走。现在就好多了。”
王保才感慨地说,挂甲峪村也有烦恼,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可以像挂甲村一样发展,这需要寻找机遇,“最重要的机遇,当然是政府的政策和技术上支持”。如该村的太阳能采暖房、太阳能杀虫灯和太阳能路灯的60%是国家项目基金支持。有的项目需要农民自筹,如沼气80%是自筹、生物质气化自筹占70%左右。可能是这个原因,目前挂甲峪村在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利用方面,只占能源利用的30%,还没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担当起主要作用。
挂甲峪村第一个带头使用新能源的是全国劳模、村支书张朝起。他不断地传输新的理念,努力地以实际效果做说服工作,村民们看到了变化,点燃了希望。张朝起说:“农民使用新能源,除了示范效益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持续的‘能源服务企业’和能源服务技术人员。”
毕节地区的赫章县在贵州西北,是个贫困县。这个县实施“天保工程”比较严格。贵州煤炭储量丰富,以往农民可就近开采“小煤窑”,解决民用能源问题。“小煤窑”事故频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几年前下决心对它们统统关闭。农民要烧煤,可从大煤矿那购买。
从前年开始,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赫章县农业局局长李兴华说:“受工业因素影响,煤价持续上涨,原来一两百块钱一吨,涨到四百多块钱一吨。农民烧不起煤了。这时候,他们能想到的第一个替代办法,就是重抄砍刀,上山砍柴。贵州是喀斯特地形区,天然林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生态屏障,如果不赶紧想出替代办法,好评如潮的‘天保工程’成果,将可能逐步流失。”
和很多省区一样,贵州每个县的农业局,几乎都有“能源办”。能源办的作用,就是寻找适合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替代方案。
也和很多省区一样,方法不外是“开源”和“节流”,能想到的不外是这几种:发展节柴灶、推广沼气、争取“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广泛种植能源作物、发展秸秆气化等。其中,沼气是当地村民最盼望和喜爱的方式。
赫章县“能源办”负责人带记者来到野马川镇新营村养殖大户陈卫绪家。50多岁的陈卫绪,是远近闻名的“农村循环经济带头人”,他家的庭院里,藏着他的“致富经”。他1998年开始养猪,猪增多粪便也增多,影响环境卫生。他想修沼气池,但不懂技术,修建两次皆未成功。县农业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技术人员指导他修建。
陈卫绪家的第一口沼气池,为赫章县沼气工程的启动起到非常好的示范。现在,他家不但完成了“一池三改”(沼气池,改厨、改厕所、改猪圈),而且建了三口沼气池,猪和鸡的排泄物在他家都成了美妙资源。庭院里养的园艺花卉,全是用沼液作营养液。在他的带动下,新营村2001年就建了沼气池108口,家家户户都用沼气做饭点灯,成为赫章县的第一个农村生态家园示范村。记者正常采访时,不少农户向“能源办”反映:“沼气不够用”。
陈卫绪在黑板上,向记者绘制了他家的“循环经济示意图”。“沼气不但解决了我家的能源问题,还是我家的循环经济关键点。因此,我很乐意把这项技术传授给大家。”
但在赫章,像陈卫绪这样主动发明、自主创新的人还不太多,更多的人需要“技术支援”,期盼政府补贴。李兴华说:“沼气在我们这海拔2400米的地方都能用,应当说推广前景良好。可我们这边比较贫困,有些农民家里连猪都养不起。修一口沼气池,需要将近2000元左右,政府只以提供材料的形式,补贴1000元,另外1000元要自己筹措。目前全赫章县已经建设了沼气池7000口左右,今年国债项目和省债项目能够支持我们新建3000口;赫章有15万户左右的农民,这样的进度显得有些缓慢。我们大家都希望国债能加大扶持力度;沼气与卫生防疫、脱贫致富、生态保护相关,我呼吁卫生、林业、扶贫等部门联合作战,大家把资金汇合在一起使用。”
贵州赫章县的“招商引资”项目中,有一个是“秸秆气化”项目,可至今难以着落。显然,企业还不太能够从协助农村发展新能源中,看到“利益增长点”。更多的时候,依靠的是政府的推动、农民的自觉和科技的刺激。赫章一带玉米培养种植面积广大,因此当地人认为,用能源的眼光来看,这种一年一收割的玉米秸秆,完全可作为较佳的可再生“能源作物”,使用气化、油化、压缩化等技术,供农民使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认为,农业大省可推广秸秆气化用于炊事、采暖和小型发电等。针对秸秆不易收集的特点,应该根据各地实际,将秸秆压缩后,颗粒化,取代散煤作燃料,因为秸秆平均含硫量只有千分之三点八,而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百分之一。清华大学生物质冷压缩成型技术项目负责人车战兵等人,研制出了能效较高的“生物质能压缩机”和“生物质燃烧炉”,目前已在北京示范使用,今年准备推广1000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环境学院生态学系主任方精云做过测算,一年生的能源作物,其“固化”储存在植物体内的碳,作为“能源”燃烧后,又会回到大气中,其“碳汇”能力上等于零。他说:“现在到处听到利用秸秆,每种针对秸秆的技术都在计算中国有多少多少亿吨的秸秆。可真正能成为生物质能的秸秆并不多,秸秆的利用方式很多,比如‘秸秆青贮’是动物饲料的重要来源,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秸秆都可成为‘能源’。秸秆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就地还田,其次才考虑作为饲料和能源。因此,农村的能源必须广泛‘开源’,利用废弃物只是一种方法,更好的方法是依据当地农业能力,种植新型高效的能源作物。”
能源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指出,当前,种植“能源作物”也许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新兴起的产业,比如南方,种植甘蔗可生产生物乙醇。如果这项产业能够壮大,农民能从种植中得到良好的现金收益,那么当他们家里需要能源时,不管是以“秸秆换气”,还是“用现金买电”,都可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能源替代问题。只是,这样的种植需要科学引导,必须搭建好产业链;要考虑合理的收购半径,让种植方、加工方、销售方都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同时要提防在“能源作物”的名义下,进行新一轮的天然林砍伐。
“云南生态网络”负责人陈永松最近忙于一个项目,是“恢复沼气池的生命力”。他说:“农民为什么上山砍柴?原因之一就是烧柴只需出力,不必花钱。许多农民出不起购买能源的费用。在替代农村能源的所有办法中,沼气可能是最经济的,因为虽然建设时要花点钱,但‘投入产出比’还是较合算的。沼气很是提升一个家庭档次、促进农民富裕的重要手段。我国推广沼气技术几十年了,以往有一些不成功的案例。不少沼气池都废弃了,因此,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争取让这些沼气池重新焕发生机。新的加紧建设,旧的重新使用。如果每一座沼气池都物尽其用,农村能源替代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据了解,除了平谷区,北京其他的区县农村也开展了多个新能源项目。房山区农村柴草丰富,区农村能源办引进了5种生物质气化炉,兴建5个生物质燃料加工厂,将农民送来的柴草,经过粉碎和高温挤压,制成燃料块或颗粒,作为生物质气化炉的燃料,供村民做饭和冬季取暖。大兴区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新建大型沼气工程给予建筑设计企业60%的资金扶持,新建设生物质气化工程给予50%的资金扶持。据了解,大兴区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新增节能卫生炕5000铺,节能灯60000盏,节能温室3000个,太阳灶3000台,大中型沼气工程32处,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站10处,农村能源服务体系10处。
有关专业的人建议,各地在发展农村新能源利用时,需要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能源互补;可以与当地的生产发展结合起来,例如与绿色蔬菜生产、绿色生态旅游结合起来;也可以与日常的科普知识宣传结合起来,这样群众易于接受;政府部门要出台有关政策,加大资产金额的投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农民使用新能源。
2003年12月30日,全国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启动仪式在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和山西同时举行,主会场设在四川广安。当时,小水电代燃料工程被列为水利建设的“三大亮点”工程之一。
首期工程在小水电资源丰富、代燃料人口集中、农民代燃料需求迫切的地区,选择26个小水电代燃料项目先行启动,涉及5省(区),26个县。按照规划,到2020年,全国小水电代燃料规划区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886个县(市、区、旗、团),总面积350多万平方公里,共有居民7080万户、2.73亿人;其中可实施小水电代燃料的有2830万户、1.04亿人,共需装机2406万千瓦、年用电量340亿千瓦时。根据规划,实施这项工程每年可减少木柴消耗1.89亿立方米,保护森林3.4亿亩,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亿吨、二氧化硫92万吨,实现生态效益360亿元,同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996年9月,联合国在津巴布韦召开的“世界太阳能高峰会议”上,提出了在全球无电地区推行“光明工程”的倡仪。我国政府积极做出响应,由当时的国家计委牵头制定了“中国光明工程”行动计划。计划到2010年,利用光伏发电技术解决2300万边远地区人口的用电问题。“中国光明工程”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拨款支持的在边远地区大规模应用风能和太阳能的项目。首期项目计划总投资100亿元,用5年时间完成全国约2000个无电村、100个无电哨所和100个无电微波通讯站的风电系统建设,使我国1/10的无电人口中约800万人能用上电。首期工程在内蒙古、甘肃、西藏三省实施。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可再生洁净能源实验室宣布,朱锡锋、郭庆祥教授等研制出一项最新科技成果,他们将木屑、稻壳、玉米秆和棉花秆等多种原料进行热解液化和再加工,可转化为生物油,其中木屑产油率60%以上,秸秆产油率50%以上;生物油热值16~18兆焦/千克。这项成果已经过中试,实现产业化指日可待。
中国科大的专家们提出了该技术实现产业化的最佳路线:首先在原料产地将生物质规模适度地分散热解,转化为便于运输和储存的初级液体燃料――生物油,然后将各地热解得到的生物油收集后进行再加工,这样可从根本上解决生物质资源分散和受季节限制等大规模应用的瓶颈问题。
热解液化单机最佳规模为每小时处理2吨秸秆(秸秆收集半径约为10公里),产出1吨生物油,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大约为790元。生物油经过简单的品质改良后,热值约增至18~20兆焦/千克,销售价格假设为1000元/吨,用它替代柴油和重油,提供同样的热量,价格分别相当于柴油和重油现有价格的43.2%和63.1%。
该实验室已成功研制出每小时可处理120公斤物料的自热式热解液化工业中试装置。科学家有信心在2008年6月之前,建成一座时产1000公斤生物油的生物质热解液化示范工厂。